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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录序》

宋代：李清照

原文：

右《金石录》三十卷者何？赵侯德父所著书也。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匝、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讹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可谓多矣。

呜呼！自王涯、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长舆、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名虽不同，其惑一也。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丞相时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赵、李族寒，素贫俭。

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綀，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将，渐益堆积。

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一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尝记崇宁间，有人持徐熙《牡丹图》，求钱二十万。

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耶？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

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

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栗。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彩，首无明珠翠羽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

遇书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至靖康丙午岁，侯守淄川，闻金寇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丧南来，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

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复，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罢，具舟上芜湖，入姑孰，将卜居赣水上。夏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

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途中奔驰，冒大暑，感疾。

至行在，病痁。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怛。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痁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芩药，疟且痢，病危在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

葬毕，余无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宫，又传江当禁渡。时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余又大病，仅存喘息。事势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从卫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

冬十二月，金寇陷洪州，遂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岿然独存。

上江既不可往，又虏势叵测，有弟迒任敕局删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守已遁。之剡，出陆，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从御舟海道之温，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绍兴辛亥春三月，复赴越。

壬子，又赴杭。先侯疾亟时，有张飞卿学士携玉壶过，视侯，便携去，其实珉也。不知何人传道，遂妄言有颁金之语。或传亦有密论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尽将家中所有铜器等物，欲赴外庭投进。到越，已移幸四明。

不敢留家中，并写本书寄剡。后官军收叛卒取去，闻尽入故李将军家。所谓岿然独存者，无虑十去五六矣。惟有书、画、砚、墨可五、七簏，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下，手自开阖。在会稽，卜居土民钟氏舍。忽一夕，穴壁负五簏去。

余悲恸不已，重立赏收赎。后二日，邻人钟复皓出十八轴求赏。故知其盗不远矣。万计求之，其余遂劳不可出。今知尽为吴说运使贱价得之。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犹复爱惜如护头目，何愚也耶！

今日忽阅此书，如见故人。因忆侯在东莱静治堂，装卷初就，芸签缥带，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辄校勘二卷，跋题一卷。此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

昔萧绎江陵陷没，不惜国亡，而毁裂书画；杨广江都倾覆，不悲身死，而复取图书。岂人性之所著，死生不能忘之欤？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犹斤斤爱惜，不肯留在人间耶？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

呜呼！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区区记其终始者，亦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甲寅易安室题。

译文：

《金石录》三十多卷是谁的著作呢？是先夫郡候赵德甫所撰的（注：宋代称知州为候）。内容远至自夏、商、周，近至不远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凡是铸在钟、鼎、甗、鬲、盘、彝、尊、敦上的铭记，以及刻在长方形石碑和圆形碑上的知名人物和山林隐士的事迹。

只要是刻在这些金石之物上的文字共整理了二千卷，全都校正了谬误，进行了汰选和品评，所有的都符合圣人的道德标准，还能够帮助史官修订失误，这里都记载了，可以称得上内容丰富了！

呜呼！自从唐代的王播（原文：王播，但应该是王涯，是李清照记录错误。）与元载遭到杀身之祸以后，书画跟胡椒都是他们取杀身之祸的原凶；而和峤、杜预所患的“病”，一个是贪财病、一个是《左传》病，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听起来不相同，但痴迷其中都是一样的。

我在建中靖国元年（注：宋徽宗年号，即公元1101年），出嫁从此属赵氏的人。当时先父是礼部员外郎，明诚的父亲是礼部侍郎。丈夫赵明诚年方二十一岁，正在太学当学生。赵、李两家本是寒门，向来清贫俭朴。

每月初一、十五，明诚都请假出去，把衣服押在当铺里，取五百铜钱，走进大相国寺，购买碑文和果实。两人对着买回来的碑文一起欣赏着，反复研究，自认为夫妻二人像远古时代葛天氏的臣民那样自由和快乐。

两年以后，明诚出仕做官，便立下即使节衣缩食，要走遍四方，把天下的古文奇字全部搜集起来的志愿。日积月累，碑文也越积越多。因为赵明诚的父亲在政府工作，其中还亲戚和老朋友掌管国家图书和编修史志，常常可以看到像《诗经》以外的佚诗、正史以外的逸史。

以及从鲁国孔子旧壁中、汲郡魏安釐王墓中发掘出来的古文经传和竹简文字，于是就尽力抄写，渐渐感到趣味无穷，到了难以自控的地步。从那以后如果看到古今名人的书画和夏、商、周三代的奇器，也还是脱下衣服去当了也要把它买下来。

曾记得崇宁年间，有一个人拿来一幅徐熙所画的《牡丹图》，要价二十万钱才肯卖。当时虽是官宦子弟，但要筹备二十万铜钱，谈何容易啊！夫妻二人把玩了它两夜，想尽办法也筹不到钱，只有还给了卖家。夫妇二人互叹可惜，为此不开心了好几天。

后来明诚罢官，带我回青州故乡闲居了十年。夫妇勤俭持家，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明诚复官后，又接连做了莱州和淄州的知州，把他的全部俸禄拿出来，从事书籍的校勘、刻写。每得一本书，我们就一起校勘，整理成类，题上书名。

得到书画和彝、鼎古玩，也摩挲把玩或摊开来欣赏，指出存在的不足。每次等到蜡烛为烧完才去睡觉。因此所收藏的古籍，在精致和完整上超过许多收藏家。我天性博闻强记，每次吃完饭，和明诚坐在归来堂上烹茶，指着堆积的书史。

说某一典故出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二人以猜中与否来定胜负，然后以胜负作为饮茶的先后。猜中了的便举杯大笑，常常把茶不小心倒在胸前衣襟上，反而饮不到一口。真愿意这样过一辈子！虽然生活不是很富裕中，但理想从没有被忘记。

收集的书籍达到了要求，就在归来堂中建起书库，把大橱编上了甲乙丙丁的号码，中间放上书册。如需讲读，就拿来钥匙开橱，在簿子上登记，然后取出所要的书籍。如果谁把书籍损坏或弄脏了一点，定要责令此人揩干净涂改正确，改掉以前那种随便很不在意书籍的作风。

所以想求得舒心反而心生不安。我性子实在忍耐不住，就想办法不吃第二道荤菜，不穿第二件绣有文彩的衣裳，头上没有明珠翡翠的首饰，室内没有镀金刺绣的家具。节省下来的钱遇到想要的书籍，只要字不残缺、正规版本，就马上买下，储存起来作为副本。

向来家传的《周易》和《左传》，原有两个版本源流，文字最为完备。于是罗列在几案上，堆积在枕席间，我们意会心谋，目往神授，这种乐趣远远超过那些追逐歌舞女色斗狗走马的低级趣味的人。

到了钦宗靖康元年，明诚做了淄州知州，听说金军进犯京师汴梁，一时间很茫然，满箱满笼的书籍，即恋恋不舍，又怅惘不已，心知这些东西必将不为己有了。高宗建炎元年三月间，我的婆婆太夫人郭氏死于建康，明诚到南边奔丧。

所有的物品不能全部载去，便先把书籍中重而且大的印本去掉，又把藏画中重复的几幅去掉，再把古器中没有款识的去掉。后来又去掉书籍中的国子监刻本、画卷中的平平之作及古器中又重又大的几件。经多次削减，还装了十五车书籍。

到了海州，雇了好几艘船渡过淮河，又渡过长江，到达建康。这时青州老家，还锁着书册什物，占用了十多间房屋，希望来春再备船把它装走。到了十二月，金兵攻下青州，这十几屋东西，一下子化为灰烬了。

高宗建炎二年秋九月，明诚夺情被任命为建康府知府，三年春三月罢官，搭船上芜湖。到了当涂，打算在赣江一带找个住处。夏五月，到贵池，皇帝有旨任命他为湖州知州，需上殿朝见。于是我们把家暂时安置在贵池，他一人奉旨入朝。

六月十三日，开始挑起行李，舍舟登岸。他穿着一身夏布衣服，翻起覆在前额的头巾，坐在岸上，精神如虎，明亮的目光直向人射来，向船上告别。此刻我的情绪很不好，大喊道：“假如听说城里局势紧急，怎么办呀？”

他伸出两个手指，远远地答应道：“跟随众人吧。实在万不得已，先丢掉包裹箱笼，再丢掉衣服被褥，再丢掉书册卷轴，再丢掉古董，只是那些宗庙祭器和礼乐之器，必须抱着背着，与自身共存亡，别忘了！”说罢策马而去。一路上不停地奔驰，冒着炎暑，感染成疾。

到达皇帝驻跸的建康，患了疟疾。七月底，有信到家，说是病倒了。我又惊又怕，想到明诚向来性子很急，无奈生了疟疾，有时发烧起来，他一定会服凉药，病就令人担忧了。于是我乘船东下，一昼夜赶了三百里。

到达以后，方知他果然服了大量的柴胡、黄芩等凉药，疟疾加上痢疾，病入膏肓，危在旦夕。我不禁悲伤地流泪，不忍心问及后事。八月十八日，他便不再起来，取笔做诗，绝笔而终，此外更没有“分香卖屦”之类的遗嘱。

把他安葬完毕，我茫茫然不知到什么地方是好。建炎三年七月，皇上把后宫的嫔妃全部分散出去，又听说长江就要禁渡。当时家里还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所有的器皿、被褥，可以供百人所用；其他物品，数量与此相当。我又生了一场大病，只剩下一口气。

时局越来越紧张，想到明诚有个做兵部侍郎的妹婿，此刻正作后宫的护卫在南昌。我马上派两个老管家，先将行李分批送到他那里去。谁知到了冬十二月，金人又攻下南昌，于是这些东西便全数失去。

所谓一艘接着一艘运过长江的书籍，又象云烟一般消失了，只剩下少数分量轻、体积小的卷轴书帖，以及写本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的诗文集，《世说新语》，《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几件，南唐写本书几箱。

偶尔病中欣赏，把它们搬在卧室之内，这些可谓岿然独存的了。长江上游既不能去，加之敌人的动态难以预料，我有个兄弟叫李迒，在朝任勅局删定官，便去投靠他。我赶到台州，台州太守已经逃走；回头到剡县，出睦州，又丢掉衣被急奔黄岩，雇船入海，追随出行中的朝廷。

这时高宗皇帝正驻跸在台州的章安镇。于是我跟随御舟从海道往温州，又往越州。建炎四年十二月，皇上有旨命郎官以下官吏分散出去，我就到了衢州。绍兴元年春三月，复赴越州；二年，又到杭州。

先夫病重时，有一个张飞卿学士，带着玉壶来看望他，随即携去，其实那是用一块形状似玉的美石雕成的。不知是谁传出去，于是谣言中便有分赐金人的话语。还传说有人暗中上表，进行检举和弹劾。事涉通敌之嫌，我非常惶惧恐怖，不敢讲话，也不敢就此算了。

把家里所有的青铜器等古物全部拿出来，准备向掌管国家符宝的外庭投进。我赶到越州，皇上已驾幸四明。我不敢把东西留在身边，连写本书一起寄放在剡县。后来官军搜捕叛逃的士兵时把它取去，听说全部归入前李将军家中。

所谓“岿然独存”的东西，无疑又去掉十分之五六了。惟有书画砚墨，还剩下五六筐，再也舍不得放在别处，常常藏在床榻下，亲手保管。在越州时，我借居在当地居民钟氏家里。冷不防一天夜里，有人掘壁洞背了五筐去。

我伤心极了，决心重金悬赏收赎回来。过了两天，邻人钟复皓拿出十八轴书画来求赏，因此知道那盗贼离我不远了。我千方百计求他，其余的东西再也不肯拿出来。今天我才知道被福建转运判官吴说贱价买去了。

所谓“岿然独存”的东西，这时已去掉十分之七八。剩下一二件残余零碎的，有不成部帙的书册三五种。平平庸庸的书帖，我还象保护头脑和眼珠一样爱惜它，多么愚蠢呀！

今天无意之中翻阅这本《金石录》，好像见到了死去的亲人。因此又想起明诚在莱州静治堂上，把它刚刚装订成册，插以芸签，束以缥带，每十卷作一帙。每天晚上属吏散了，他便校勘两卷，题跋一卷。

这二千卷中，有题跋的就有五百零二卷啊。如今他的手迹还象新的一样，可是墓前的树木已能两手合抱了。悲伤啊！从前梁元帝萧绎当都城江陵陷落的时候，他不去痛惜国家的灭亡，而去焚毁十四万册图书；

隋炀帝杨广在江都遭到覆灭，不以身死为可悲，反而在死后把唐人载去的图书重新夺回来。难道人性之所专注的东西，能够逾越生死而念念不忘吗？或者天意认为我资质菲薄，不足以享有这些珍奇的物件吗？抑或明诚死而有知，对这些东西犹斤斤爱惜，不肯留在人间吗？

为什么得来非常艰难而失去又是如此容易啊！唉！陆机二十作《文赋》，我在比他小两岁的时候嫁到赵家；蘧瑗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岁之非，如今我已比他大两岁：在这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啊！

然而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这是人间的常理。有人丢了弓，总有人得到弓，又何必计较。因此我以区区之心记述这本书的始末，也想为后世好古博雅之士留下一点鉴戒。

绍兴二年，太岁在壬，八月初一甲寅，易安室题。

扩展资料：

1、创作背景

《金石录后序》是李清照晚期的一篇回忆性散文，是研究李清照生平史实的第一手资料，是李清照个人生活、家庭背景及她所处的那个动荡时代的真实反映。

李清照在创作《金石录后序》的时候正是北宋被灭亡，南宋刚刚开始的时候，社会正处于一种大变革时代。李清照在流离之间看着自己与丈夫赵明诚收集的文物不断流失，不由感慨文物得之难，失之易也。

乱世的文物不值钱，李清照节衣缩食得来的文物，不是失之于兵祸就是遇人不淑。兵祸：金兵的战争烽火让文物付之一炬或是被宋朝的叛兵劫掠而去。遇人不淑：不是被寄居的邻人**就是被骗婚的张汝舟巧取豪夺。

当李清照看着这些历经劫难幸存下来的文物，视它们如头目。这时她翻看丈夫写的《金石录》，回忆二人收藏的点点滴滴，那些酸、甜、苦、辣都是那么值的回忆和珍惜的，但因为赵明诚在生前就为《金石录》作过序了，于是她写下了这篇《金石录序》附在《金石录》之后。

2、作品解析

全文叙事清晰，层次分明，情节衔接的天衣无缝。全文两千多字，句式有长有短，神似诗歌一样优美，而形式却打破了诗歌格律的死板，是迈向通俗文学的一个见证。前人读《金石录序》特别是明清之人，更多的是赞扬他们夫妻志同道合，夫唱妇随。

并以《金石录序》为依据否定李清照再嫁张汝舟之事。而今人读《金石录后序》不光看他们夫妻志同道合，而且指出文中李清照对丈夫的不满，提出了李清照对赵明诚隐性抗争的观点，有些上升到妇女权力争取的高度了。

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中国到底损失了多少钱？

1、圆明园的修建时间：始建于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至1809年基本建成，历时一个世纪，此后的嘉庆、道光、咸丰三代屡有修缮扩建，历时150多年。

2、历史背景：圆明园是康熙皇帝赐给皇四子胤祯的一座明代私园的旧址上建成的，胤祯登位为雍正皇帝后，扩建为皇帝长期居住的离宫，乾隆时期再度扩建，乾隆九年（1744）竣工。乾隆朝时，正值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繁荣时期，乾隆集全国的能工巧匠，以空前规模扩建和修造圆明园，除了对圆明园进行局部增、改建并完善了著名的“圆明园四十景”之外，还在东邻新建了长春等园。

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圆明、长春和绮春三园的格局基本形成，全园东西宽2620米，南北长1880米，周边外围总长约11000米，共占地350公顷，其中水面约140公顷。圆明园不仅以园林著称，而且也是一座皇家博物馆，它是当时世界上极为罕见的文化艺术宝库，展示了我国古代封建文化的精萃，同时收藏了各种极为丰富的图书文物和艺术珍品。

扩展资料：

圆明园名字由来

圆明园的第一位主人——康熙帝有个解释，说“圆明”二字的含义是：“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其中，“圆”是指个人的品德圆满无缺，超越常人;“明”是指政治业绩明光普照，完美明智。

根据《清实录》记载，康熙帝曾经5次走进圆明园。第一次是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十一月十一日，当时圆明园还是后来的雍正帝胤禛的皇子花园。

康熙帝最后一次走进圆明园，是在康熙六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69岁的康熙帝、45岁的雍正帝和12岁的乾隆帝这前后祖孙三代皇帝实现了历史性的相会，也是史书记载的唯一一次相会。

康熙帝特别喜欢牡丹花，雍正帝就在圆明园里专门建了一个牡丹台，然后请父皇来观赏。当康熙帝兴致正浓的时候，在花丛中看见了自己的孙子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帝。

康熙帝有35个儿子、50多个孙子。这些孙子，绝大多数连爷爷的面都没见过，乾隆帝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据说，康熙帝特别喜欢他的机敏和聪慧，后来还当面夸奖乾隆帝的母亲能生这么个好儿子，是“有福之人”。

百度百科-圆明园

人民网-圆明园是康熙帝亲自提笔命名的 为什么叫圆明园?

清朝考古学家罗振玉简介，罗振玉甲骨文书法作品有哪些

根据专家的研究估计，圆明园被烧毁后的房屋总计的损失大约有600多万两。 而且这其中并不包括当时被外国抢夺的文物。现在基本已经确定的，隶属于圆明园的文物大约有1万多件，而根据历史记载，圆明园封存的文物大约有100万件。所以说，这些价值连城的东西，在当时已经被侵略者瓜分完毕，流落在世界各处。因此而圆明园被烧毁后的损失是不可估计的。

在当时英法联军侵华时，我们引以为傲的圆明园被损毁。当时的各国的侵略者先是把圆明园中值钱的物件都收刮殆尽，众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都因此遗失。最为可气的是，在他们临走之时，竟一把火烧了圆明园。有人曾经说过这一把火是中国耻辱的一把火，是烧毁中国历史的一把火。

时至今日，国家仍然全心全意的为收回当时圆明园中被收刮走的文物而努力。在当时那个时期被收刮的文物的价值与现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其中我们知道的一些文物的价值，每一件几乎都高达上亿元，比如西周的青铜器，还有各个朝代的瓷器花瓶。

如果真的要计算圆明园被烧毁后的中国的损失，这已经仅仅不能够只计算金钱上的损失了。被烧毁的圆明园不仅仅是指一座园林的毁灭，更是中国千百年来历史的文化浩劫。在这其中被损毁的文物，包括圆明园本身都是一种文化的象征，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结晶。所以说我认为圆明园被烧毁后的损失是不能够用金钱来估量的。

生平经历

罗振玉（1866年一1940年） 近代江苏淮安人，祖籍浙江上虞，字叔言、叔蕴，号雪堂，晚年更号贞松老人。清末奉召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后曾参预制造伪满洲国活动。书法善篆、隶、楷、行，是创以甲骨文入书者之一。所作小行楷题跋精严工稳。曾搜集和整理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编著有《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5岁入私塾，跟随乾嘉朴学的传人李岷山读书，15岁学作诗词，16岁中秀才。自幼对经史、训诂潜心学习，留意金石名物，尤倾心于经史考据之学，研究经史文字。20岁起专力研读古碑帖，写成《读碑小传》，由此开始著书立说。

1890年，罗振玉在乡间教私塾。甲午战争之后，他深受震动，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增强国力，于是潜心研究农业，与蒋伯斧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并设“农报馆”，创《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自此与日本人交往渐多。1898年又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与梁启超齐名的大学问家王国维便是东文学社诸生中的佼佼者。

1900年秋，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后任武昌江楚编译局帮办、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并赴日本考察教育。1903年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教育顾问。翌年，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1906年调北京，在清 *** 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携眷逃亡日本京都。期间著述《殷墟书契》前编、后编及《菁华》等，并由王国维协助，撰成《殷墟书契考释》及《流沙坠简考释》。

1919年春回国，在天津举办京旗赈灾事务。

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

1924年应清废帝所召，入值南书房。同年11月，清室小朝廷被冯玉祥驱逐出皇宫，他与陈宝琛将溥仪偷送到日本使馆。

1925年使馆庇护下1925年2月23日深夜，在日，陪同溥仪秘密迁至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后因功被委为顾问。

1928年末，迁居旅顺。大云书库。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30余万册。

1932年3月，参加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典礼，并代溥仪向外宾致答词。伪政权任命他为参议府参议，后改为临时赈务督办。翌年6月，任监察院院长，满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

1934年伪满洲国改行帝制，被邀为大典筹备委员会委员，受到“叙勋一位”的封赏。

1936年任满日文化协会会长。

翌年3月，罗振玉返回旅顺寓所，继续整理刊行所藏古文物史料。他曾搜集和整理过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流传较广者有《殷墟书契》和《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以他的博学，先后培养了容庚、商承祚、柯昌济、关百益、孙宝田及他的儿子罗福葆、罗福颐等人，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学有建树的专家。另外他对校勘学、目录学、姓氏学、宗教学、也多有建树并著述留传后世。其一生著作130多种，刊印书籍500种以上。

罗振玉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始终效忠清室。九一八事变后追随溥仪，出任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受当时人批判为“汉奸”。

1940年5月14日在旅顺逝世，终年74岁。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中写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欲清算中国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出发点了。”郭沫若对罗振玉的评价，准确地概括了罗振玉国学研究的成就及其贡献。

书法展示学术全集：

《南宗衣钵跋尾》

《南宗衣钵跋尾卷二》

《甲云窗漫稿》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序》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雪堂书画跋尾》

《松翁近稿》

《面城精舍杂文甲乙合编 》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上》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

《丙寅稿》

《辽居稿》

《辽居乙稿》

《松翁未焚稿》

《 车尘稿》

《丁戊稿》

《后丁戍稿》

《贞松老人外集 》

《贞松老人外集（卷三）》

《辽海吟》

《辽海续吟》

《集殷虚文字楹贴》

《集殷虚文字楹贴汇编》

《扶桑两月记》

《五十日梦痕录 》

《集蓼编 》

《存拙斋》

《上虞罗氏枝分谱》

《殷商贞卜文字考 》

《读碑小笺1》

《读碑小笺2》

《眼学偶得》

《石交录四卷》

《俗说一卷》

《俑庐日札》 《石交录（卷三、四）》

书法 编著：

《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

《高昌壁画华》

《殷墟书契》

《殷墟书契菁华》

《三代吉金文存》

罗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主要进展的学者。

他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除鼓励刘鹗编集《铁云藏龟》外，还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1、他搜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著有《五十日梦痕录》《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等书。1933年又编著《殷虚书契续编》。同时他还编有《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及《附说》各一卷。

2、他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望。他指出卜辞属于殷商时代，是王室遗物；断定它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同时他还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虚遗址，也就是殷朝国都。这对后来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罗振玉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致力于调查其真实出土地，并且考订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代晚期都城，属于殷室王朝遗物。甲骨出土地和性质的考订，直接导致后来安阳殷虚的发掘。罗振玉派人去小屯，不仅收集甲骨，还收集了一批不为古董商重视的出土物，他以“古卜用龟，辅以兽骨”的文献记载为出发，认为在搜集甲骨时必须龟、骨“兼收并蓄”。在《洹洛访古游记》中，他记载了殷虚的地形，甲骨出土情况，考订其它出土物及绘简图，成为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虚的著作，对整个甲骨研究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上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3、他考释出大量的单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点为主要依据，参照《说文解字》，并将甲骨文与金文、古文、籀文、篆 *** 比较，以阐释文字的渊源与流变情况。他还利用字形或后世文献资料推求字的本义及其通假关系。先后于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释出单字近三百个，于1915年在《殷虚书契考释》中释出单字近五百个，其中多得到学界认可。1916年，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供大家探讨。

4、他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 《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5、与王国维一起，确证了甲骨文中的合书的现象。在金文研究方面，他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著有《殷文存》（二卷，1917年）、《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补遗》3卷，《续编》3卷，1931～35年），收录以前诸家著录中未见之器铭2427件。《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收录当时见到的已著录和未著录的4831件青铜器铭。集一时铜器铭文原始资料之大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提出通释古金文的设想，提出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金文在文字学上的价值。他研究石鼓文，著有《石鼓文考释》（7卷，1916年）；他搜集整理汉晋木简，著《流沙坠简》（合作，1914年）、《流沙坠简考证》（1934年）等书。此外，他还著有《干禄字书笺证》《俗说》《集蓼编》等多部著作。他的工作内容丰富，甄别谨严，成绩浩瀚，方法崭新，“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郭沫若语）。

敦煌学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程。100年中，无数学者为这门显学奉献了毕生精力。而随着南博31件敦煌文献的发现，金石大家罗振玉对敦煌学的贡献变得更加清晰——敦煌学的奠基人就是罗振玉。

继河南安阳殷虚被辨认后，西北边陲敦煌石窟又有数万件隋唐以后经卷写本、石刻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外国人明火执杖掠夺，清廷却毫无觉察。罗振玉竭立使其免遭流失国外，但留在国内的却也未逃厄运，道貌岸然的官僚伸出贪婪的黑手，彼此勾结私吞国宝，贼喊捉贼，有些更把运车截拦，窃取其中精华，还把盗窃之余的长卷破坏截割。罗振玉是中国境内研究敦煌文书的先导者，他以浓厚的国学功底开研究之先，1914年和王国维开创和倡导简牍研究，共同开辟“国学”新领域的硕果。

宣统元年，他到北京的伯希和处，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写卷，并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乃力促学部电令甘督查封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使这批宝藏于宣统二年秋，运抵北京，最后入藏于京师图书馆。对于流散的敦煌文也留心购存，所得文书及海外藏卷照片，大多收入《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石室遗书三种》、《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沙州文录补》、《敦煌石室遗书》、《佚籍丛残初编》、《石室秘宝》等书中。还和王国维将斯坦因在敦煌、罗布泊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照片汇为《流沙坠简》，并做考释。撰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二卷、《补唐书张义潮传》、《瓜沙曹氏年表》等多种敦煌学论著，尤其注重对中国传统四部书写本的研究和整理。另有《殷虚书契》、《三代吉金文存》等，其著作及刊刻大多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

罗振玉是典型的鉴藏大家。

他不但要自己收藏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文物资料和字画，还要做足研究整理的工作。

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50余万册。据考证，仅甲骨片前后就收藏“二三万片”，其他如青铜器、古明器、碑拓等的收藏数量也相当可观。

罗振玉善识文物，喜研文史。从殷墟甲骨、汉晋木简、墓志铭文，到宫中所藏历代图书、历史档案，乃至珍宝、钱币等，他都有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许多学术价值颇高的专著。罗振玉41岁入学部，因公务简，又不肯奔走钻营，有很多时间搜求文物，钻研学问。“每涉足厂肆，尽廉俸所入，搜求古物书画，虽资力有限，不敢和洋商巨贾相竞争，但破铜烂铁，在所不遗，往往批沙得宝，又人弃我取。”罗振玉获得了很多两汉六朝、唐宋等朝的珍贵文物，为其考古研究积累了实物材料。

罗振玉为保存和流传敦煌石室遗书做出过切实的努力。敦煌石室遗书是我国光绪年间新发现的一处千年宝藏。所谓“石室”指甘肃省敦煌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窟内藏有丰富的经书、绣像等，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却遭到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攫取。为了保存这些中华文化的“劫余”，罗振玉奔走呼告，筹措资金，并决心捐出个人全部俸禄，购买余下卷轴，后又主倡集资影印敦煌遗书，这在他的《鸣沙石室佚书序》中有所叙述。

他为保存内阁大库史料及明文渊阁藏书也作出了贡献。大库是清代内阁库藏档案、书籍的处所，库分东西，东库贮存《实录》、《圣训》、《起居录》等，由本阁满本房掌管。西库书籍多为明文渊阁藏书之孓遗，档案则是清列朝内外臣工的题本、奏本、历科殿试的大卷等。这些都是中国珍贵的历史文献，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由于时局动荡，所藏大多被盗，散失在外。罗振玉得知这种情形后，主动承担起书籍的保存、整理、归类的工作。他曾直接或间接苦口劝说文襄和荣延，保存、整理库档。文襄虽表赞同，但以奏准销毁为虑，行推诿之实。罗振玉复与会稽司长进行了商议，将库档移往国子监，又同国子监丞徐梧生交涉，几起冲突，后经人出面调解，才获准。经过一番周折，这批史料总算保存下来了。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 *** 有关部门对这批史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有些还险些遭到被改为还魂纸的厄运降临。罗振玉闻知，急忙以高出原售价三倍的价格买回，保存起来。1919年春，罗振玉携家人从日本归国，定居天津。他先是在天津租下了3栋小楼，专门用于藏置书籍、文物，另外还单独租借了20多间房屋用以安置家人亲属。一年后，罗氏在天津建成了自家宅院，其中数间专门用来库藏大量的史料、档案，文墨古玩于是也就有了新居所。

罗振玉嗜古如命，在保藏文物、古籍上有着笃之弥深的热情。尤其是对清帝的书画非常珍视，他将清帝御赐的“寒岁”匾额，特复制一件悬挂在天津寓所的客厅中间，而把原件装裱珍藏起来。在天津日租界大罗天戏院内有许多古董铺，罗振玉每碰到清帝书画，无论如何一定买回珍藏，一次还“偶得”溥仪赐给其师傅陈宝琛的一副对联。在天津期间，罗振玉与另一位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非常多。罗振玉对王国维除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外，并提供大量的研究材料，指示研究途径，对其政治、学术等观点产生重要影响。也可以说日后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其文化底蕴中有一部分是在天津的罗家积淀起来的。

罗振玉收藏的书画、青铜器、古籍、简牍、明器、清宫档案等，称山海之富。藏品曾编成《三代吉金文存》、《明吴门四君子法书》、《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等。抢救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及文渊阁藏书，贡献巨大。1922年购原历史博物馆卖出旧书9 000袋15万斤大内文书，建“库书楼”以藏。私人藏书丰富，先后收藏了广东孔广陶藏书，在日本期间，亦购买古籍众多。收藏有《永乐大典》残本数册。因收藏南北朝的写本《大云无想经》，遂将其藏书楼名为“大云书库”，另有藏书处曰“唐风楼” 、“永慕园”、“宸翰楼”、“贞松堂”、“玉简斋”、“楚雨楼”、“殷礼在斯堂”、“面城精舍”等。书目有《大云书库目录》2册；《罗氏藏书目录》，著录3 584部图书，3万余册，由王国维撰定。《唐风楼书目》1册，著录藏书1 094种，11 836册。东北解放后，罗继祖兄弟禀承祖母之命，全部捐给国家，共计9万册，存旅大图书馆；一部分归辽宁省图书馆，约有1万余册。刊刻古籍600余种，丛书有近20种。编《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等。

在近世中国学术史上，王国维与罗振玉是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研究罗振玉，就不能不提王国维，也不能不研究他们两人的经历与交往。他们在文学、经史、文字、训诂、音韵、考据、目录、版本等传统学术的诸多领域，研究博大精深，著述百种之多，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对于他们的学术成就，人们并不陌生，也毫无异议。但他们的经历与交往，却始终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且众说纷纭，许多事情至今仍是一个讲不清的谜。

他们是浙江同乡，有着江南人的毓秀灵透。他们自幼接受的完全是旧式教育，国学基础非常扎实，二人都是在十五岁时考中秀才。戊戌之后，受新思潮的影响，他们转而力倡新学。罗振玉办《农学报》和《教育世界》，开办农务学堂和新式教育。王国维则研究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与美学，并写成著名的中西合璧的文学批评文章《红楼梦评论》。但辛亥之后，二人潜心于国学研究，在甲骨学、敦煌学上成就大著，由此奠定了他们国学大师的地位。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学术兴趣，经历了一个从旧到新，又由新转旧的过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些转变呢？

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是人们品评的焦点。清亡前，他们同在学部任职。辛亥后，王国维受溥仪小朝廷之诏，供职南书房，并重新蓄起发辫，以清朝遗老自居。罗振玉则鞍前马后追随溥仪，为复辟效力，后甚至投靠日本。他们在政治上的趋于保守，以及罗振玉的走向反动，这自是历史事实，无须回避，只是这些无从动摇他们在学术上的至高地位，只是更具体地说明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自1898年二人相识于上海，至1926年绝交，二人的交往历时近三十年。罗振玉世事洞明，机智练达。他善于经营理财，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一个很有能量的社会活动家。王国维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人称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正是这种性格和地位的反差，人们对王罗二人的关系，颇有不平。有人讲罗振玉廉价使用王国维的脑力劳动；有人讲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有人讲王国维投水自尽乃罗振玉所逼……那么，真实或接近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罗振玉社会活动多，经历也更复杂些，加之他后来的逆历史潮流之举，人们对他所做的一些文化事，也颇有微词。有人讲他贩卖假字画假古董骗人；有人讲他印古书为赚钱，等等。的确，罗振玉是一个嗜古如命的人。他多阅古物，见识过人，财力雄厚，而且生逢其时。从殷墟甲骨到敦煌文书，从汉晋木简到齐鲁封泥，他赶上了文物大发现的时代。他倾尽家资，收藏古物，潜心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古器物学家。罗振玉印古书可能确实赚了一些钱，但整理古籍，传承了文化，这是极大的功劳，再者赚钱也是无可厚非的事。罗振玉终是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1908年在学部任职期间，他费尽周折，阻止焚毁内阁大库旧档，保存下来八千麻袋的藏书、奏折、公文等重要的历史文献。1909年，当他从伯希和口中得知，敦煌藏经洞中还有八千件写经卷轴时，力劝京师大学堂买下这些国宝，使几经帝国主义分子劫掠的残存的敦煌文书，留存在国内。他对文化的珍爱，为保护国宝所做出的贡献，难道不值得人们感怀吗？

1927年6月2日上午11时，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颐和园。他的死，又给后人留下一个谜。他在遗书中写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人们对其死因的猜测，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清朝殉节，尽遗臣之忠；一是与罗振玉的绝交，于心至寒；一是惧怕北伐军攻入北京，身遭辱杀。这些莫衷一是的猜测，至今无任何定论。

此时的王国维，年整五十，正值学术的旺期。如果说，民国初年这样变乱的时代，不值得大师留恋，这是时代负于大师的。但这样一位国学大师，他的思想和学术已经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他断然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中国学术的巨大损失，怎不令人扼腕叹息！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他负于时代和人民的。

但历史原本就是如此。而历史的真相，总是被纷繁复杂的人为或非人为的因素遮蔽着，让我们这些后人雾里看花。

罗振玉在古玩、字画、金石、甲骨方面的骗钱行径，是由来已久的。他出身于浙江上虞县一个旧式书商之家，成年后在江西一个丘姓巨绅家教书。这位巨绅是个藏书家。罗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东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东家的无知，一方面装作十分哀痛的样子，拒绝接受这一年的束，要用以充做奠仪，另方面表示，愿留下东家的几件旧书和字画，作为纪念。女东家认为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请他自己到藏书楼任意挑选。于是这位书贾世子就精选出几筐“纪念品”，内有百余卷唐人写经，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画，满载而归。在这个基础上，他由刻三字经、百家姓的书铺变成了古玩字画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画的鉴赏家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更通过售卖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关系。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本书商关系结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许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国古文物学术的权威，常拿字画请他鉴定。他便刻了一些“罗振玉鉴定”、“罗振玉审定”的图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画请他盖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后再拿去骗人。后来他竟发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无名字画上，另加上“罗振玉鉴定”章，然后高价出卖。他时常借口忙，把人家拿来请他鉴定的珍贵铜器，拖压下来，尽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卖。他的墨缘堂出售的宋版书，据说有一些就是用故宫的殿版《图书集成》里的扉页纸伪造的。殿版纸是成化纸或罗纹纸，极像宋版书用纸。据说内务府把那批殿版书交罗振玉代卖时，他把那一万多卷书的空白扉页全弄了下来，用仿宋体的刻版印了“宋版”书。我当时对这事是根本不知道的。有人说，罗振玉人品固然不佳，才学还好。据我看，他的才学究竟有多少，也很值得怀疑。在伪满时有一次他拿来一批汉玉请我观赏。我对汉玉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只是因为十分爱好，收藏了不少，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然，所谓汉玉，并不是非汉朝的不可，这只不过是对古玉的惯称。我看过罗振玉拿来的汉玉，不禁对他的“才学”暗吃一惊，因为全部都是假货。

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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